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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个盲女进赌场 竟狂赚一笔
2017/10/22 20:05:54       个评论       作者:oz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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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远途在50岁之时辞去局长职位,打算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还没想好事情的具体内容。在赣中的小县城里,林远途是典型的成功人士。他事业小有所成,家庭和满幸福,唯一的女儿林遥在八百余公里外的广州工作。但这个有旧派文人风范的中年人觉得环境逼仄,缺少真正的朋友。和女儿的电话交流被他视作一个沟通的出口。

今年8月,在林遥大学毕业工作的两年后,经数次邀请,林远途才和妻子一起,在女儿租住的房子里呆了一个星期。林遥回忆起那次经历,觉得并不十分愉快。

她多数时间忙于工作,期间抽出两天和数个傍晚,陪着父母在城里转了几圈,吃了几次晚饭。那些天,父亲显得特别嗜睡。不论上午下午,在家里捧着本书、端着iPad的时候,都能在沙发上打盹儿睡过去。这种并不美好的状况,在临别前两天爆发。林远途历数女儿的萎靡不振,觉得她生活封闭,没有朝气。

这不是父女代际的矛盾。林远途还能跟成年的女儿保持对话,比如讨论文化和人生问题。但林遥确实对保持儿时那般密切互动心存抗拒。“我希望能有自己的生活,同时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觉得可以拿主意。”林遥说,“他们爱女心切,很多事情容易放大来看。一点小问题会引发一场地震,我不愿让他们过多操心。” 林遥察觉,自己离家在外,慰藉父母的孤独,不是把他们接到身边就可以满足的。

林遥把那次训斥看做父亲生活节奏被打乱的不适应情绪。他的生活原本是这样的:正常下班,去羽毛球场打球几小时,之后和球友找个小饭馆,喝两瓶啤酒吹吹牛,再接散步的母亲一起回家,睡前看书。

这造成了一种微妙的境地。林遥知道父母和家是自己的大后方,遇到问题却羞赧于向后方求助;对子女的牵挂是父辈失陪感的重要来源,但父辈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失陪感一时无力消解。

一项调查指出,41.8%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工作后没有与父母在同一城市生活,主要原因包括“没有能力把父母接到自己所在城市”、“父母不愿离开故土”、“父母不适应外地的生活”。

林遥明显感觉父母开始衰老。工作第一年,她的母亲开始长期服用降压药物。前不久,林遥的父亲连续两天,在羽毛球跳杀动作中,落地不稳,摔倒。一次伤了手腕。这在他二十多年的球类运动经验里,都是不曾有过的。

她总能体察父母的孤独,尤其是父亲。林远途细腻、敏感、清高,觉得自己还要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他觉得人生任务并没有完成。所谓的安度晚年,是他绝对接受不了的。”当身体机能的衰退和仍然激越的人生诉求相撞,痛苦在所难免。

林远途是家中的老来子,靠一己之力考入大学,但为了陪伴年长的母亲回到县城,为糊口和体面生活,入机关工作。他知识分子情结很重,始终想在文化领域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他的不甘,源于工作和志趣间的张力,以及自身见识和周遭环境的落差。”林遥这样分析。

敏感的心性并不会因为年纪的增长而磨损。父母的失陪感,最终仍指向心灵的孤独。这种孤独,用林远途的话说,是“有限生命面对无限存在的怆然”。

父母的失陪状态会给子女带来影响。林遥的朋友文静至今念念不忘,数年前在母亲的日记里看到的“女人很孤独”这句明显指向自身的话语。金凤则对父母满怀愧疚,觉得自己还没有取得成绩,告慰留在农村的父母亲。这是一类想法。另一类想法是,子女认为父母因为自身生活单调,甚至没有那种意识去考虑自己想做什么,到后来都把希望寄托在离家的子女身上,必然会感到孤单。

围绕父辈同龄群体的心理,林遥和父亲曾进行过一次深谈。林远途把同代人心里的负面情绪归结为失落、焦虑和恐惧。这些情绪来自于:身体活力、思维活跃度和创造力的降低,社会性评价的止步不前,以及,面对疾病或死亡的思虑。

略显悲观的论调点出了一代人危机感的源头所在。“所谓安宁、快乐的老年生活,本质上是不存在的。”林远途告诉林遥,“那些表面上过得热闹的人,多是逃避的态度。他们不敢观照孤独的内心。”

广场舞在各大城市盛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独生子女、流动家庭、老龄化社会三者作用下,日益严峻的中老年人失陪、内心深处孤独的严峻问题。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4》指出,中国家庭面临的挑战一是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在儿童养育照顾、老人赡养、夫妻关系等方面面临困难;二是快速老龄化给家庭养老带来压力,老人精神慰藉的需求难以得到及时满足,独居老人、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突出。

黎笑梅是一位独居老人,3个子女因为工作太忙都不在身边,但生活依然过得充实。81岁的她还延续着几十年的习惯,每天五六点起床,先和五六个泳友坐公交车从广州市海珠区去番禺的丽江花园游一个小时泳,再一起到茶楼坐到午后,回家睡一觉、看看报纸,白天就差不多过去了。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还是微信用户,有自己的好友圈子。她知道怎么将白天安排得充实、健康,街道安排的居家养老服务员也会时不时地上门探望、帮忙做卫生,甚至送来自己做的糕点。

不过她也有自己的隐忧。她担心晚上一个人时,身体万一出问题没人知道。因为私立养老院太贵,黎笑梅准备申请海珠区公办的社会福利院,那里有200张床位,但长期供不应求。

专门致力于长者服务工作的社工叶莎莎介绍,有些老年人离家人远,担心没人照顾,或者不想成为家人的负担,就会考虑选择福利院。

根据叶莎莎的观察,多数身体状况比较好的老人,会比较乐观,但也有个别老人因为家人不孝顺,出现情绪低落,甚至想要自杀。这就需要社工重点跟踪,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并联系家属提醒多来看望。

广东省人民医院主任医生林勇强擅长家庭问题方面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他在临床中发现,相比较伴侣、子女,老年人在“失陪”问题上更为突出,是老年抑郁症的一大诱因。

林勇强说,老年人往往会体谅孩子,不会把自己的孤独感表达出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不仅需要经济、生活方面的照顾,更需要“精神赡养”。子女首先要有陪伴的意识,而陪伴的形式可以多样,比如多打打电话关心、问候。而减少老年人孤独感的,最有效的是老年人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就可以从中找到乐趣和伴。

中年的忧伤

在“社会个体化”的趋势里,失陪者的群体日益壮大。缺乏陪伴的群体的构成,包括老者、中年、和年轻人。在流动性极大的社会结构里,几乎人人都有成为失陪者的可能。

一项调查显示,70%的人不能和父母居住在一起,有了伴侣后这个比例上升到74%,63%的都市白领每年只有不到三次的家庭聚会,高达74.4%的人群平均每天陪伴伴侣的时间不足一小时。

郎朗身处盛年,但跟林远途一样,是失陪者的一员。自从2013年初跳槽之后,他便在现实中上演了一部“双城记”,工作日在深圳,周末回广州陪家人。他的妻子女儿生活在广州,父母在2000公里之外的山东老家。他去年的生活可以归纳为几个数字:广深高铁车票84张,行程近9000公里;全年26次飞行,累计行程3万多公里;在深圳和外地时间超过230天,而广州只呆了130天。

郎朗原是广州一家财经报纸的记者。在跳槽之前的十年的时间称得上理想,工作时间很自由,可以半年不用去报社,虽然一年要飞五六十次,但出差时间不长,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办公,有充足的时间陪在太太身边,周末可以去郊区的房子种花养草、钓鱼、骑自行车,每年还可以旅游10次。

但同时他也察觉,在一个行业做了十年之后,已经缺乏挑战,惰性取代了兴趣,而新的互联网行业令他充满向往。

2012年底,在女儿楚楚出生后一个月,他做出了一个转折性的决定:离开供职10年的记者岗位,转型跳槽。在得到家人的支持后,他写了一篇在网上传播率颇高的文章《一个10年老记的心声:我为什么要离开》,作为告别这个行业的句号。

当初跳槽选择工作地点的时候,郎朗给自己划了一条不能突破的底线:离家两个小时车程之内。虽然北京上海有大把机会,但毕竟离家太远,而广州在互联网行业又寂寂无名。他最终选择了深圳腾讯:从公司出发去高铁站,到下高铁到家,在可控的两个小时以内。这样他就可以工作日在深圳忙碌,周末回广州陪伴亲人。

在入职之前,他跟领导提出条件,周五必须提前下班,不可能加班,工作绝对不能占用周末。周末在家的两天,不管多累,郎朗更多地会把手机放在一边。有段时间他告诉同仁,周末群里关于工作的讨论,他是一定不会参加的。

“我要保证这个时间是陪女儿的。看似不是很职业,但这是我个人的原则。我尽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工作和生活尽量做好,做不到绝对的平衡,只能说尽量做好。”郎朗这样解释自己诸多要求的原因。

但转变轨道之后,郎朗发现自己还是被工作裹着走,停不下来了。以前做记者还能每天读100页的书,看看喜欢的台湾文艺片,但现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十点上班,往往要到半夜才下班,强撑着眼皮看3页书就进入睡眠模式。

郎朗在深圳蜗居的住处养了猫、蚕、刺猬,已俨然是个动物园。离开广州到深圳工作,对于许多年没有独立生活的郎朗来说,也是个挑战。刚开始他特别不适应,每周五回家的心情特别急切,见到女儿后特别高兴。在深圳办公室加班到凌晨的时候,他不禁重新审视自己的决定:到底是为了什么?与媒体圈的老友聚会,有朋友说他看起来明显憔悴了很多。郎朗表面上说是看世界杯熬夜导致的,但他心里明白,显然这不是主要原因,应该考虑下现在这样的生活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很重要。

离开媒体的时候,郎朗说过要在接下去的15年、25年的时间里,在一个新的岗位上有新的突破。到了企业之后才发现,做记者只是在外围打听一些事情,核心的东西接触不到。当你从镜子的一面,走到镜子的背后,才发现那面是水银。“运营中为什么会出现问题,跟企业一块成长,对一个人来说是另一种提升。”郎朗这样勉励自己。

而接近中年,生活的压力和责任也越来越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压力,我上有老下有小,每个月要还一万多的房贷,就必须要有一份足够高的收入。想要有更多的收入,要升级,就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相较年轻一辈,郎朗庆幸自己在房价暴涨之前买了房。

但如今,日常生活中的离别让人备感煎熬。每次出门上班时,妻子楚妈会抱着女儿到电梯门口跟他挥手告别。看着女儿在电梯关上的时候不舍地在那拍门,郎朗总忍不住眼眶泛红。一家人再次见面得是5天之后的下一个周末了。

8月份,休年假那段时间,郎朗深感分身乏术的困惑。作为独生子,父亲住院需要他陪;作为丈夫和父亲,妻子和楚楚在广州需要他陪;作为负责人,工作上又有一个团队在翘首以盼。“我说这怎么办啊?特别困惑,我总不能今天在山东,明天回一趟广州,后天去趟深圳吧。”

他觉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肯定也遇到了很多麻烦,才想到用一种魔幻、神话的方式来把自己的需求表达出来。如果可以,36岁的郎朗倒是很想找菩提老祖学习七十二变的法术。以便在分身乏术的时候,他能像孙悟空一样拔几根猴毛,变出几个自己。

这是这一代人的常态。他对两个家庭负有陪伴义务,他自己也成了一个陌生城市中失去陪伴的人。中年失陪者的特殊意味在于,一方面,他似乎握有全部主动性,为工作远离了父母和妻女,让他们缺乏陪伴,对他们满怀歉疚;另一方面,他们也是缺乏陪伴的人,也会孤独,并因为第一方面承受了更大压力。

平衡需要修炼

最终,郎朗还是借着休年假的机会回了趟山东老家。因为颈椎管狭窄压迫神经,郎父这几年手脚发麻,行走不便。医生都建议用手术方式来解决,他在父亲身边陪了十多天。这种陪伴在父子的关系中实属难得。

郎朗18岁便离开山东在北大上了7年学,然后南下广州做了10年的记者。上学时候,每年还有寒暑假能回家呆两个月,工作之后,每年回家的机会屈指可数。

前些年,郎朗每年会把父母接到广州住几个月。老人无法适应广州的文化、气候、语言。他们在老家潍坊买了房,以便能够留在熟悉的生活圈子里。

父母不在身边时,他保持每周给他们打一两次电话的频率。在儿子这个角色缺失的情况下,郎朗委托堂弟和亲戚帮忙多关照父母。减去走亲访友的时间,在家跟父母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郎朗明白,老人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陪在身边,所以回家的这些天尽量减少应酬,多陪他们一起聊天。

在定义自己的父子关系时,郎朗还要重新审视自己做的决定: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离开爸爸,会不会缺乏父爱?

他喜欢“平衡”这个词,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在孩子和妻子之间(回家不能光陪孩子玩,不理太太)、在父母和岳父岳母之间……“要做到游刃有余,需要一个人的技巧、艺术,还需要修炼。”

郎朗觉得自己对家庭充满歉仄感。他说,提起女儿,他感觉心酸。楚妈告诉郎朗,有时楚楚会对着爸爸写过的书上的作者照片,抑或是印着父女俩头像的抱枕,用稚嫩的声音叫爸爸,还笑个不停。他不在家的时候,楚楚经常自言自语,把爸爸的照片亲了又亲。那张照片也是郎朗正在使用的微信头像,他低头端详着怀里刚出生的女儿,两人在窗前留下轮廓鲜明的剪影。

郎朗抑制不住这种对家人陪伴不足带来的愧疚感和心酸。因为只有周末时间陪女儿,郎朗发现有段时间女儿跟自己疏远了。每天远程的电话视频代替不了亲身陪伴,有一段时间楚楚不喜欢叫人,回家的时候,也只是自己玩自己的,跟爸爸不是特别亲近。只有在春节和年假朝夕陪伴了十几天之后,女儿才恢复对他的亲昵和依赖,有时候只要爸爸抱。

看了第一季的《爸爸去哪儿》之后,郎朗学着那几位往常因为工作等各种原因没有时间陪在孩子身边的爸爸,在2013年的尾巴,郎朗给妻子和女儿写了一封信:

“过去的一年爸爸陪你的时间太短了,这个短期内可以无法改变,但是爸爸承诺会尽量多陪伴你,更长的计划是回到你和妈妈的身边,我不想错过与你一起分享成长的过程。”

成为“失陪”的丈夫、爸爸前,失陪者吴磊也经历了一场思想斗争:事业到达一个高度以后,个人能力好像不够,他感觉很难再往上走了;但再深造意味着作为一个父亲,在孩子很关键的成长时期,我的角色可能会有缺失。因为海口没有好的高校,当初选学校的时候,吴磊的备选项里有中山大学和离老家近的武汉大学,他打算读在职,每个周末从海口飞去上课。

从长远考虑,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牺牲当下是“失陪者”说服自己的理由。吴磊依然不能确定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若干年后觉得是错误的。”

回头看的时候,吴磊为创业初期没能有足够的时间陪伴老婆,深感内疚。创业前,吴磊在汽车企业有一份轻松、体面的工作,收入中上,周末还可以和老婆、朋友骑自行车、踏青、游公园、逛街。但看着领导和公司的其他同事,吴磊感觉好像可以看到20年后的自己,那不是他要的生活。

在老婆的支持下,2009年吴磊拿出所有积蓄开始创业。第一年,原先安逸、稳定的生活节奏完全打乱,吴磊每天忙到半夜一点钟才回家,早上六点钟就起床出门。看着自己的公司像一个新生儿一样,每天都在变化,一直往上走,这让他充满了亢奋感。

他和老婆两人的感情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最严重的危机。他在家的时间,都是老婆睡觉的时候。两人都觉得对方不够理解自己,都觉得委屈,有半年的时间基本不说话。老婆觉得吴磊在家时间少,不够关心她;而那时候他觉得老婆不理解、支持自己:“当时对失陪没有愧疚,我觉得我这么累这么辛苦,都为了这个家庭,不是出去玩,家里人是最应该支持我的,不要要求我太多。现在想来,这种想法是需要做修正的。一个人很忙,是因为没安排好时间,没掌握好重点。”

从第三年、第四年开始,吴磊就基本把工作交出去了,开始有更多的时间陪妻子,而妻子在有了女儿之后,变得非常温柔、善解人意,吴磊工作上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得到老婆的鼓励。入学前,吴磊特地带家人在海口的五星级酒店住了两天,当作放松。

采访当天,吴磊说从8月底开学算起,自己已经21天没回家了。他每天给家里至少打两个电话,中午一个、晚上一个。电话一响,小家伙就会在电话那边说:爸爸,我好想你。

他已经计划好,国庆带她们出去旅游。为此,他还推掉了一门很喜欢、很重要的选修课。“那个课我以后可以选,我太想他们了。”

为调查中国家庭亲子关系,《南方都市报》在今年暑假采访了100个孩子,发现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父亲陪伴过少的问题。在这个名为“爸爸,再不陪我,我就长大了”的系列访谈纪录片里,一位13岁的孩子说道:

“因为长时间没跟爸爸见面,所以我觉得我跟我爸爸之间的感情,还不如我跟我同学之间的感情,至少我跟我同学能天天见面,在一起玩。”

吴磊常常会被问到毕业后的打算,他对以后的选择感到迷茫。“我的迷茫不在于我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而是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我还没找到平衡点。要么在北京、上海找个好点的外企或者出国,但就得跟家人分开;要跟家人一起的话,就要回到海南去,而海南没有很好的环境、机会。最后更大的可能是选择跟我家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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